终于看完了Craig Calhoun的长文Beijing Spring: An Eyewitness Account（http://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php?id=14）。谈秋瑾一段，很好。翻出来共飨：
这次事件使我想到鲁迅（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对80多年前秋瑾之死的评论。秋瑾是中国主张激进现代化者之中的第一位重要女性，和鲁迅同时留学日本。在那里她以激情的演说家而成名，吸引了大群崇拜者。当她回到中国时，声名更加提升。她主持创建了一所学校，参与了她的情人和其他人计划的叛乱活动。最终计谋败露。朋友通知她军队马上要来抓人，但她选择呆在学校，希望留下一个戏剧化的、与武器共存亡的姿态。她被抓住，最后砍了头。然而，鲁迅写道，她是被“掌声”推向了死亡。换句话说，那些激励她演说的人，欢呼她反对政府的人，暗地将她推向了更加激进的境地。她既不可能停下来巩固她的所得，也不可能在部队来抓她时毫无羞耻地、违背自己宗旨地逃跑。对她的死，公众的复杂性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的喝彩不是来自对她的控诉的赞成，而是来自她的抗议带来的娱乐性。公众一样会盯着她的死刑看个够。
看题目就知道，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一个叫John Lee的发表在Policy Winter 09上的文章（http://www.cis.org.au/POLICY/winter09/lee_winter09.html）。经济学的不懂，胡乱翻出来给大家消遣，可能有的词理解得不准确，请指正：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Kenneth Arrow在2004年《华尔街杂志》的某篇文章中被问到哪些国家经济管理得最好时，他特别提到中国、台湾和韩国。Arrow的观点与广泛被接受的看法即中国是独裁发展的“东亚模式”新近成功的一个装置，保持着一致。就像世界银行中国办事处负责人David Dollar（缺按：这哥们的姓真酷！）说的，中国正务实地复制着东亚成功模式的许多要素。按照Dollar的看法，中国的方式“与其他成功的东亚国家此前所做的没多大区别。”
尽管这个“东亚模式”尚缺乏一个切实、普适的范型，Dollar仍正确地指出，相似之处还是很多。一个独裁的政府实施着国家主导的发展道路，是其最醒目的共同性，韩国和台湾是在6、70年代，中国则从1978年开始。但大多数批评家都未曾重视其间重要的区别。尽管中国观察家们倾向于这么认为，北京却从没有坦率地将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定位为“东亚”模式之一。本文要争辩的是，我们应该抵制那种将中国的崛起单纯视为广义的东亚独裁模式的又一个获胜的装置的看法。事实上，其间的区别很潜在，但也非常重要，它足以使人怀疑：中国是否将沿着台湾和韩国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前行。
中国、台湾和韩国在经济转向工业化的时候，成绩的相似性很可观。从1960-95年，韩国年度增长步幅为8.1％，台湾为8.6％。同样，从改革开放的1979年以后，中国则在8-10％之间。
然而，更引起兴味的是整体的政治经济（political-economic）道路的相似性。落后的经济在快速增长中所面临的问题是：社会和经济制度都不发达，个人专业知识欠缺，快速增长的自由度带来了较高的骚乱的可能性。为避免走向混乱，Samuel Huntington于50年前为“独裁转型”的发展战略打下了一个明智的基础：现存独裁体系首先应提供政治秩序、法律规则及成功发展所需要的稳定。
只有持续发展所必备的制度得到了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才能减少所承担的角色。
Huntington的预见在许多国家（缺按，原文如此）如台湾、韩国近期的历史中得到有力的证明，当然也有一些调整——政府干预、监督经济，来提供快速工业化和经济活动所需的条件。两国都显著得益于货币贬值和劳动力低廉，以追求出口导向型战略，将其作为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同时也都严重依赖国家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支持GDP增长。这都得自政府对财政方面，尤其是对国家银行的控制。在台湾，高额储蓄意味着资本大部分来自国内。在韩国，直到1980年仍严重依赖外债。而且，两国巨大的教育投资保证了国家工业化所需的“人力资本”的建设和劳动力的适应性。
尽管经济学家毫不怀疑地指出台湾和韩国采取的方式不同，它们还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共同性：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宏观经济及制度的建设中，早期是负有责任的。台湾的国民党，韩国的朴正熙将军领导的独裁政府，在各自的国家分别于60和70年代，用各种高压手段捍卫了独裁制。如Helen Hughs指出的，50年代中期，台湾和韩国普遍被认为是经济废物。但在国家地位处于非常脆弱的阶段，这些国家避免了骚乱。重要的是，这两个独裁的东亚国家几十年的经济纪录是令人兴奋的，这个时期韩国和台湾的人均GDP增长了6倍多。
确实，韩国人和台湾人的道路有重要的不同，在经济活动中，与之直接相关的广泛的政府角色都有无数政策失误。比如，韩国在早期阶段实施的独特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带来一连串问题和失衡。只有在这些国家逐渐抛弃了进口替代政策、向开放贸易体系转变之后，出口和就业才得以增长，储蓄和投资增加，这就是所谓东亚模式的主要支柱之一。尽管政府干预在系统内部产生了官僚和私人竞租者队伍，国家干预和监督经济仍然被设计为滋养和保护初出茅庐的国有私人企业，为他们争取时间，首要的是，建立起使活跃有力的私人因素能够“起飞”、拉动经济发展的现代经济基础。
中国与其东亚邻国有着非常清晰的多方面的相似度。例如，如它成功的邻居那样，中国施行拉动出口增长的战略，这得益于人为的低汇率和竞争性的劳动力价值。它同样依赖以国内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国家在其中扮演着支配性角色。位于十多个关键地区的国有企业得到机会发展，并获得多种形式的保护。
然而，这些明显的相似只是表面文章。台湾和韩国成功的钥匙是为活跃的组织、竞争和私人企业最终起飞创造所需的条件。尽管处在国家指导下的资本主义背景下（错误所在多有），政府最终还是会提供“援手”，为未来的私营企业和资本家的活动打好基础——特别是法律法规、财产的所有权及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依赖于国家的竞租现象出现了，但国家从未掠夺成性。正如Joseph Stiglitz十年前对东亚奇迹的评论（其中包括台湾和韩国，没有中国）中所说的，并非是要代替市场，相反，“这些政府促进并使用它们。”尽管表面相似，中国正在追求的却是一条不同的径路。Stiglitz赞扬这些东亚先驱们的政府指导并支持了私人企业，而不是把它们挤掉，或替代它们。但在中国这一个案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中其国家的属性、目的和宽泛的角色，使之与其东亚邻居们分道扬镳了。
2001年7月，当时的江泽民主席做过一个粗线条的报告，许多人相信它最终为私营经济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并且确信中国正在勇敢地实践东亚成功的路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非政府所辖的高科技企业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在外企工作的经理人和技术人员、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家等等，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
2002年11月，（中共）第16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新党章，向“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第一章，第一条）开放党员资格。曾经居于“另册”的企业家，现在成了“贵客”。许多人认为这是领导层认可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终于出现，尽管仍具有“中国特色”。
外表可能具有欺骗性。西方评论家们聚焦在中国出口方面的成功景观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出现。但是，对中国的增长做出更大贡献的实际是国内资金的固定投资，它构成了2008年度超过50％的GDP和超过40％的增长。在这点上，中国偏离了航道。以台湾为例，在保持每年8％的空前的增长率的50多年中，资本投资从未超过GDP的30％。韩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90年出现过一次尖峰状态，达到GDP的40％，但在70和80年代的发展期，平均保持在30％左右。甚至70年代的日本也维持在平均占GDP30％的状态。过多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固然很令人惊愕，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资本都去了哪里。
银行贷款构成中国国内80％左右的投资活动，这个不成比例的高度是不寻常的。尽管国有企业投入产出率在1/4到1/3之间，它们得到的是超过70％的国有资本，这个数字还在上升。这与台湾的情况相反，在增长的最初阶段的70年代，台湾私营经济接受了全部资本中超过3/4的部分。在韩国，1963-79年，私营经济得到了所有资本的50-60％。同样地，日本私营经济在70和80年代，分别得到了全部投资中70％左右和超过80％的份额。中国对国有经济的偏好，只要看看由国家控制的国内固定资产的比例，就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印证：在中国，这个数字高达60％多，而且还在上升；在台湾，70和80年代是平均30％左右；在韩国的相同阶段，这个数字是平均20％左右。
走向这种失衡的、国家主导的模式绝非偶然，而是政策的刻意的结果。以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为界，中国的改革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起始到1989年，乡村中国的私营成分的自发性爆发——由于有限的土地改革和官方解除障碍而受到激发——确实使中国向自由市场模式推近了。特别重要的是，自从1979年以来，80％的贫困现象得到缓解就发生在此时。然而，倒置发生了：当考察“天安门插曲”前后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时，就会看得很清楚，滋养私营经济增长的路向正逐渐远离。从1981-89年，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增长20％，当“天安门插曲”时，一下降到2.6％，从1993-2001年，每年仅增长12.4％。乡村中国的私人投资，从起始到1989年，保持着19％的增长率，在“天安门插曲”时跌到1.1％，从1993-2001年，平均只有7.5％。
为国内私营企业提供的国内短期贷款揭示了相似的沉重的事实：2005年，在所有财政部门发放的全部短期贷款中，仅占2.5％。世界银行在2000年调查了81个国家的10,000家主要私营企业，结果显示，被调查的中国私营企业中的2/3在日常运转和事业发展时受到的“主要约束”突出地来自正规信贷约束。按照这个调查，只有摩尔多瓦的排行比中国更糟。
官员数量的爆炸是中国走向“法人国家”的更进一步的迹象。在80年代，中国有不到2000万支领薪水的官员。90年代早期，数字超过了2000万，到2004年，则超过4600万。这意味着每28个人中就有一个官员。有一个更深入的报告支持这个看法：到90年代，官员数量翻了倍；80年代时，每个小城镇大概有10-20个官员，大城镇有20-30个，到2004年，平均每一个城镇的官员数超过了100。
另一个恰当的案例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最大的35个公司中，超过30个公司的大半由国家控制，或者是国家控制的实体。在1999-2003年之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仅有不足7％的首次公开交易来自私营公司。中国国家拥有大约50％的上市公司，如果把国有实体都算在内，股份拥有量则可能达到全部的70-80％。考虑到固定资产、就业情况、全国的产量及国家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因素，中国经济中国家的角色相当地深厚、广泛和牢固，超过东亚国家如台湾和韩国的任何时期。
这些发展背后的政治动机是非常清楚的。天安门抗议活动击败了党，专制政体在危险中变得毫不相干（缺按，这句话俺没看懂）。为保持相关性，党广泛延伸了对经济权力的主要杠杆的重新掌控。这种发生在经济结构心脏中的掌控，暂时保护了党的官员和成员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
如果国有企业可以学着改革和调整，这种强烈的对国有的偏好还可以接受。不幸的是，除了少数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事情并非如此。例如，IFM最近披露了一份报告——它得到了世界银行中国首席代表David Dollar和IFM助理代表Shang-Jin Wei的认可——从2002-04年，对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尽管改革已进行了1/4世纪，国有企业的资本使用所产生的回报仍比国内私营企业和外企低54％。McKinsey&Co顾问公司最近一份报告揭示，大型国营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只有私营企业的一半。不要忘记，152家中央直属国营企业或SOE（以及几千家这些大型中央直属企业的子公司）都是国营和国家控股企业中效率最高的。即便如此，中央所属的SOE中，80%的利润来自不足一打的企业如中国移动、中国石化和中国国家石油总公司，都处在绝对垄断的环境中。换句话说，中央直属的SOE虽容易得到信用，环境也有保障，然而，其中一大半仍是很差的执行者。大约120,000家省属国营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大多数还要糟。
现在应该正确地认识形势：如果按照用来产生附加值的资本投入来计算，中国对资本的总体运用的无效性是印度的两倍。事实上，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1/3的近期投资增值为0或负回报。因为有专制的需要，为了政治目的持续刺激经济，也就不会奇怪贷款为何保持难以置信的增加步幅，尽管经济理性要求不应该这么做。这么做的结果是保持对执政党的效忠，捍卫它的权力，但对国家来说所费不赀。
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有许多问题，使之导向完全不同于台湾和韩国所展示的方向。
John Stuart Mill有个著名的说法：政治经济是财富和繁荣增长的反映。一个发展中的系统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将导致政治经济不健全、不稳定。中国的一个问题是，过多强调国家主导下的发展，当经济扩展时，不平等即加剧。因为国家分配最有价值的行业、事业和职业机会，一个相对小的、占居要路、出身优越的内部利益集团将在众多机会中获益，并将大多数人摈挡于外。这对中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Gini系数——一个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数据，从80年代的0.25增加到90年代的0.38。现在是0.5左右，在亚洲最高。相反，韩国和台湾的Gini系数从60年代到90年代保持在0.34到0.29之间，甚至在国家快速增长的时期。尽管GDP增长很快，大约4亿人的收入在过去十年停滞或减少，这使人对中国产生担忧。世界银行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在本世纪开端，最穷的10％的人口的收入每年减少2.4％。从2000年以来，如文盲那样，赤贫者实际上在增加。
第二个问题是缺少强大的经济所需要的有活力的制度。保持权力的政治帝国妨碍了成功的资本主义所需的软性制度：可实施的正当的权利，独立的法庭和法律约束，独立的财务和行政机构。例如，由传统基金会发表的产权指数中，中国的数据是令人沮丧的20（和孟加拉国、柬埔寨和乌兹别克斯坦处于同一水平），韩国和台湾则是70。即便个人可以使用或转让长期租约，土地仍属国有。然而，正如报告所揭示的，中国的公正系统也非常薄弱，甚至当法庭试图强制执行土地权时，地方官员可以因不受责罚而无视他们。
中国的大小决定了即便其经济蹒跚迈步，中国仍将是该地区的主要存在。然而，由于它的经济战略和公民社会的薄弱，我们需要考虑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变得越来越像不平衡的南美巨人如巴西，而不是东亚成功故事如台湾和韩国。
这两天看了The Shadow of the Dalai Lama的导论部分，还有某德语网站上一篇英文文章Detained Activist’s Kafkaesque Nightmare（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0,1518,640109,00.html），作者Ullrich Fichtner。
这本关于达赖的书，据说受到了我党的表扬（链接可以打开，算是个旁证吧）。作者好像以前是达赖的朋友，后来闹翻了。书名的意思是，达赖除了表现给（西方）公众的平和、亲切、谦逊等美德之外，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9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曝光了达赖和麻原彰晃交往的事，还有喇嘛们滥用妇女（frequent sexual abuse of women by Tibetan Lamas，俺认为这个词只有这么翻译才能体现出藏传佛教对女性的态度）的问题（如前面说过的那个苏格兰女人的事）。达赖集团内部也出现了批评他的声音，关于他的专制，分裂其他教派（如白教，大宝法王就是这一派的）等。
不是咱夸自个有先见之明，主要是阴暗的事见太多了：哪个政治集团内部没有勾心斗角拆烂污？哪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不曾专制和滥用妇女？反倒觉得西方人天真得可爱，以为政治领袖（尤其东方的、独裁的）居然可以纯洁无瑕！看来老外也病得不轻，《刀锋》里拉里那路子到印度找灵感、找解脱的，现在去找达赖了，失望了吧？在政治上同情谁，至少可以理解；在信仰上膜拜一个偶像，当年有发高烧的红卫兵，现在是吃饱了撑的好莱坞女明星，都一个路数。
后面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是关于纪斯尊律师的事。老纪也是属于吃饱了撑的一路，你说你没事干蹲家里给谁维维权、追追拖欠工资多好，非趁奥运会跑北京去现眼（献演），转身就进去了。这事荒唐就荒唐在，最后是以伪造文件、公章的名义给判的。我看这事主要还是老纪得罪了福建当地那些大佬（他办过一个案子，一次弄进去十多个，这些人总共判给了113年），公仇私仇一块报。按说公章是圆的，老纪同志弄的那个是椭圆的，应该算不得公章。律师也查到江苏一个类似案例，那人确实伪造了一个真真的假公章，才判了一年半，还是监外执行。
老纪同志现蹲在武夷山附近。
文章说，记者曾就此事到国际奥委会采访，得到了一个非常cool的答复：“俺们是体育组织，没法管人权的事。”
注：图片来自spigel网站。
看了达赖同学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应该入选大学英语教材，词汇量刚刚合适，主题也很合适，和平啊，环保啊，人权哪，非战哪。想起高行健同学获奖时，就有人说他啥时髦说啥，把所有时髦话说了一遍。
达赖同学主要的意思是，要把西藏建成哥斯达黎加那样的非军事区，这样就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敌对国家隔开了，亚洲和平就保障了。
俺就好奇地想了解下哥斯达黎加的情况。上维基看了一眼，发现网页最下面有个链接，说哥斯达黎加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是第15位，和瑞士并列。
俺又好奇咧，想看看咱伟大祖国的新闻自由指数是多少（其实俺早就听说过，是倒数第6好像），结果那个“全球新闻自由指数”链接打不开！（严肃！）
俺不死心，用英文Worldwide Press Freedom Index在google上搜了一下，找到07年的数据，然后点击“网页快照”（切记切记！），俺就很荣幸地被告知：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China排163，以后几位是缅甸、古巴、伊朗、土库曼斯坦、朝鲜和厄立特里亚。越南比咱还高一位！
现在您知道伟大祖国的新闻自由指数了吧？
昨天胡乱翻出一本关于达赖的书The Shadow of the Dalai Lama，还有一个网站Online Magzine：Kritische und Kreative Kultur Debatte（http://www.trimondi.de/），网站应该就是前面这本书的作者搞的，看样子似乎是夫妻俩。翻出一个叫Paul Valley的人的文章，写一个苏格兰女人June Campbell，题目比较耸人听闻：I Was a Tantric Sex Slave。这文章的资料天涯有篇网文引用过，原文发表在The Independent， 1999年2月10日。
文章大意是：
这个苏格兰女人Campbell在家乡时就成为佛教徒，那是60年代。后来到印度，出家成为女尼。她在一所藏传佛教寺院呆了十年，曾给西藏喇嘛（缺按，这应该是指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喇嘛）包括著名的Kalu Rinpoche（卡卢仁波切）做翻译，成为该仁波切的秘密性伴侣（secret sexual consort）。她后来写了一本书Traveller in Space（空行），这是藏语dakini的意译，听起来很富于诗意，但实际指的是供喇嘛用来性交的女人。
她说，70年代，当高僧（应该是指卡卢仁波切）到西方旅行时，“他要求我成为他的性伴侣，和他一起参与秘密活动。”只有一个人——一位地位稍低的和尚——知道这件事，她也和他一起参与到这种被她称为是一妻多夫式的西藏特色的关系中。
密宗里的性关系比佛教更古老。古代印度人相信，对射精的控制在男方可以延年益寿。藏传佛教发展了这一观念，认为在宗教修行中应当寻求欲念的帮助，而不是回避它，这将会加速开悟。
她在书里说，地位较低的和尚冥思时要克制性幻想，高僧则能自己决定在性交中不受污染。“秘诀”教给他们控制精液流向的方法，可以利用瑜伽呼吸和其他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即“将精液通过脊髓引入头部”。男子脑袋里精液越多，就越智慧，越具有精神性。而且，在性交中，男方还可以通过吸收女方的性液来强化自己。作者说，这是一种仪式，使能量从女方流向男方。
和男僧的这种关系，女方要严守秘密，据说透露出去会发疯，有麻烦，甚至致死。据说有女人就是被男僧的咒语给咒死的。此书出版后，作者收到一些信件，都是同样遭遇的女人写来的。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卡卢仁波切已经死了。刚在新浪看到一个吹捧他的帖，最底下有人跟帖说：June Campbell会怎么说？
几年前在天涯上翻过一阵关于大宝法王的帖，得知1999年底出走印度的那个少年，已长成俊眉朗目的美男子。噶玛巴活佛伍金赤列多吉（Karmapa Ogyen Trinley Dorje），今年24岁，1992年被北京和达赖同时承认为第17世转世活佛，这是1959年以来西藏第一位认证的转世活佛。大宝法王是噶举派（Kagyu）的最高领袖，也是藏传佛教位列第三的重要人物（第二位是班禅Panchen Lama）。1999年12月28日，冒着青藏高原冬季的严寒，14岁的小活佛，沿着达赖出逃的道路，穿越尼泊尔，一路奔袭到印度，8天走了1400公里，震惊了世界。我还隐约记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对此事的报道。
我对藏传佛教一无所知，感兴趣的是一个少年的非凡胆识。记得当时中共处理此事比较低调，没有指责达赖，所以还有人怀疑法王的出走是不是中共默许的，作为联系达赖的特使。我注意到这几年国内在针对达赖的时候，很少将矛头指向法王。按说噶举派向来不主张过多参与政治活动，但法王已经表示，他要打破惯例，承担使命。噶举派也重视传教，这几年藏传佛教传播迅速，这位少年英俊的17世法王应该是起了些作用。他很会利用个人魅力和现代传媒，网上还有他吟唱的佛经录音，追捧者一片。他现在已被公认为是达赖的继承人，西藏未来的新领袖。
今天在Asian Window网站看了看，关于他的帖有的链接打不开。没找到那个讲述他出逃过程的帖。我发现大陆网站对他的资料审查没那么严，可能是因为当初就没有将他的出走定性为叛逃，或许有从长计议的打算？又看了一遍那个关于他的纪录片《寻找香格里拉》。宗教的力量真是无法言喻，让我们这些没有信仰的人也油然而生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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